今天會有金馬獎的爭議，是因為對於整個華語電影圈的狀況是不理解的，第二是太愛護臺灣了，但產業用過度保護並不是好事。

金馬獎已經很長一段時間，定位在華語，是專門給華語的獎項，那應該是給全世界的華語電影，那就應該要有一種電影的高度跟對電影的包容性。

像台北電影獎就是專門給臺灣的電影，卻有人以為是給台北，台北電影獎也走了好長一段時間，這些年來對於臺灣電影的貢獻、人才的培養，青年導演會發現台北電影獎發揮非常大的功能，我覺得把台北電影獎與金馬獎做區隔就是很好的設計。

越是要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片子，就越是要雅俗共賞。雅俗共賞就是一般平民老百姓和地位高的人，大家在情感上面都能得到共鳴。每一個創作的人和要講故事的方式都不一樣，重要的是能把故事說得好，票房有好成績才是最重要的。

從《海角七號》那年開始，後來的《艋舺》，臺灣電影在票房上接連取得好成績。而大陸電影市場近幾年是瘋狂的向上飆高，不管是投資方、製作方，甚至創作者的人心都非常浮躁。

其實浮躁在臺灣不是沒有，只是相對市場小，產量小，比較沒有顯現出來。這種浮躁是：每一個人都想拍一個破億票房的電影。你要破億得要有多少觀眾去看你的電影？雖然我自己做過兩部破億的電影，但我非常清楚，破億的難度真的很高。可是我們反觀看金馬獎這些拿大獎的電影，有哪幾部在商業市場有好票房的，因為是走偏藝術的路線。

到底是在商業市場取勝還是影展取勝，這是兩條路，定位要清楚。

為什麼臺灣電影在票房上很難取得好成績，影展也拿不到獎項？一方土養一方人。

在臺灣的創作者身上的包袱可能比大陸和香港都來得大，可以說是文藝青年或知識份子的包袱，所以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在電影裡面擺一些跟使命感有關的議題。有時候就會面臨到底是把你的故事講好比較重要，還是社會責任、自己的使命感，拿捏不好就會變成商業不夠商業，藝術不夠藝術，當然就兩邊不討好。

李烈並不覺得資金是很大的問題，至於所謂軍隊，這些年來我們的工作人員、藝術團隊有一些還是在用比較土法煉鋼的方式。

臺灣的工作人員對我來說總是最有效率、態度最好的，他們是臺灣電影界非常非常重要打仗的一群人。我們是有軍隊，但光有兵，沒有將，沒有人帶領去打仗。導演是非常重要，要用什麼概念講故事、在每個環節怎麼跟劇組溝通，都關係到這個電影的成敗，電影是非常有趣的工作，是因為在整個大環境裡只要有一個環節出問題，它的失敗率可能就過百分之五十。

我們有人才，但產業要增大的話，人力不足夠。因為之前斷層了很長一段時間，因此人才不足。如果台灣電影真的興盛，那我們真的有這麼多工作人員嗎？比如臺灣電影有多少時間沒拍武裝片，一直以來也缺乏動作片，工作人員是跟外面借的，借也不是壞事，這樣才有學習的機會。

你看韓國只要提到國家和民族的時候，他們就去全體挺這件事。要拍一個大片是用國內市場在支撐。這在臺灣不太可能，我們的觀眾習慣看好萊塢的電影，寧願看內容很爛、沒有故事性的大片小片，也不要看臺灣的電影。現在有建議說要多少比例保護國片的放映，但真的施行了，觀眾不進戲院的還是不進戲院，只是讓戲院空轉，那戲院的管銷費用誰來扛呢？因為這種保護政策讓中小型戲院維持不下去而倒閉，誰來負責？

電影真不只是錢的問題，必須要有政策性合適這個地方、土地的支持。坦白說，十幾年前就該做了，這些年來執政黨換來換去，卻從來沒有一個執政黨肯做這件事，第一個就是電影教育，從小學培養孩子看電影，訓練他們看電影，電影就是你看多了好電影，那個品味是可以往上長的。

如果我們10年前開始做這件事情，現在他們17歲，那整個市場品味就會不同。這些十七歲的孩子現在就是我們主要目標對象，從小熱愛電影，他們選擇電影的品味，或許還能培養出在這行業的優秀創作者，這樣我們人才也有了，而且他們會影響身邊的人。所以好的電影是可以培養出電影的品味。

輔導金針對每年發生的狀況一直有在調整，那很多人去非議輔導金，這我有點不太苟同，因為不管怎麼說，沒有輔導金的話，今天我們看得到、認識的導演，他們可能就沒有第一桶金了，沒有這些電影也沒有這些導演後來的發展了。

輔導金一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審查方式，企劃案寫得好被注意到的可能性就相對高，很多評審畢竟不是長期在業界的，為了評核要找不同領域的人，卻可能因為缺乏業界經驗，看不出團隊相應的執行成效，而產生輔導金的爭議。

以前建議很多，比如企業投資電影的可以減稅，輔導金這些年來會有問題是因為碰到新導演，拿到案子不一定能夠執行。政府應該要安排業界有經驗的一組人，針對拿到輔導金的人輔導他們、幫助他們，讓他們可以順利把案子執行到位。比如說請導演或製片來擔任，在前期指點他們怎麼操作，讓他們不要做白工。電影好看不好看是後期可以做到的。

李烈：「我有時看電影會覺得天啊怎麼這麼可惜，他有機會可以做到，卻沒有人告訴他；或者是創作者本身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而沒有讓它變成一個更好看的電影，這我覺得非常可惜。」

金馬創投也是往整個華人電影市場，在創投簡報的時候會告訴他們重點應該放哪裡、怎麼修改，你在介紹電影時你的態度、講話的方式怎麼修改，創投比較接近年輕的導演。

李烈當過投資人和評審的身分，看到今年的案子有三大方向──臺灣、大陸和馬來西亞的電影，今年很多馬來西亞的案子，全部都是跟社會議題有關的，畢竟在相對封閉、管制的社會，需要到海外尋求機會，像早期的臺灣電影，想要把對於社會的不滿透過電影表達出來。 大陸電影很多藝術片，那些得不到資金的就希望在金馬創投獲得機會 ； 臺灣電影今年非常多種類型，有讓李烈有驚喜，大家開始對商業的東西有更清楚的認識，作品要商業到底。

合拍片並不那麼容易做，合拍片意味著要做臺灣和大陸觀眾都能接受的東西，那臺灣跟大陸同文同種，來自一個血脈，但間隔這麼久還是有文化差異，要做好故事讓兩邊都接受是有難度。

大陸有審查制度，而臺灣習慣天馬行空，在不被拘束的情況創作，在大陸就會覺得自己被綁住了。李烈自己出差去北京、上海都會留意正在上映的大陸片有哪些，就進戲院看，因為要看現場觀眾的反應，大陸這兩年出現很多年輕導演，看到好幾部在商業片上執行的非常好、非常透徹。

創作者反而應該要去想，如果審查制度規範哪些不能做，但你還是能夠想出好故事，那你才是夠厲害，像《七月與安生》就是很好的例子。這是對於台灣電影圈要思考，也是個警訊，不夠努力就會被大陸這些年輕、優秀的創作者超越。

台灣電影在金馬創投看到多樣的展現，算是我們的優勢，但李烈不確定還沒保持多久。如果繼續保持，多久之後會被超越。

因此年輕人很重要，後面會不會有一直有新人出來，一直有源源不絕的創意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