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府的釣竿與魚

關於釣竿與魚的故事,大概人人都聽過一個以上的版本。故事中,追求生存的目的顯而易見,幾達可以忽略的程度,討論重心自然就放在釣竿、魚,及兩者的關係上。不過,如果拿這個故事的結構套用在科技政府,事情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把科技想成釣竿,將政府數位服務看做魚,就很容易明白,前者屬於做事的方法、手段(怎麼做),用以產出後者(做什麼),但僅止於此,還不構成推動科技政府的道理,因為,即使缺乏科技,政府依然會運作,對人民提供服務,因此,主事者絕不能忽略科技政府的目的(為什麼)。

近年來,政府的確運用更多科技獲致一些成果,卻也遭遇不少阻礙,很多人認為,機關內部的阻力遠遠高於外界,而跨部會整合則更讓人頭痛。可我們翻開政府過往鉅細靡遺的文件,推動的背景往往只寫著國際趨勢以及科技進展如此,這些當然不是目的,更無法激勵人心。

領導學家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發現,偉大領導者的溝通方式與他人相反,總是從「為什麼」開始,然後才是「怎麼做」與「做什麼」,從生物學的觀點來看,掌管感受的腦會先對「為什麼」起作用,受其激勵而決策,再來才是理性、分析的腦受「做什麼」、「怎麼做」所影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道理上說的通,但總覺得哪裡怪怪的,就是這麼回事。

研究數位政府的學者湯瑪斯・雅諾夫斯基(Tomasz Janowski)以政府再造、納入非政府參與者,以及特定部門與地區與否,將數位政府演進劃分為四個階段,各階段之目的相異,對照我國即將於2017年邁入第五階段的電子化政府計畫,即會發現政府宣稱幾近百分百的政策完成度,實際上很難通過一般人直觀的檢驗。只求達成關鍵績效指標(KPI),而整體目的則非所問,就是現在的寫照。

不同階段的科技政府,不乏主事者強力推動的決心,卻仍難竟全功,癥結或許就在這裡。數位/科技/電子化政府涵蓋的意義甚廣,每個人都可能會有自己的說法。主事者必須將現階段推動的目的說清楚,才能由內而外進行溝通與說服,如果不能讓政策執行者、利害關係人對「為什麼」有感,關注重點總是環繞在「怎麼做」、「做什麼」,政策也將淪為上層交辦、政府的事。

科技政府的目的,這個問題只能問政府自己,不在於領先全球,不屬於科技競技,不是專家學者所能代為決定,更不可能藉由徵詢公眾意見拼湊而成,當政府內部不管問誰都只有一種答案時,外界的建言才能聚焦,針對個別服務友善程度的回饋,也才能在功能或技術層次上貼合原始初衷。也只有當「為什麼」清晰可見之時,才能加以設計適當的衡量方式,各界的檢視才具有意義。

行政院長張善政曾提出「政府施政應從 KPI 數字管理,轉成 OKR 目標管理」,也認為「這些國際評比(例如被馬總統拿來說嘴的開放資料指標)設定的各種資訊指標,往往只是一種看得見的數字評比而已。」國發會副主委林桓也於日前說明「法規政策影響評估制度規劃構想」,不應先提出法規再找理由、調查贊成反對,而是先提出法規目的以利公共參與,顯見政府已開始反思現行做法。

個別政策、法規應當如此,整體策略和指導方針更是這樣。2015年,與科技政府密切相關的「ide@ Taiwan2020( 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怎麼做」、「做什麼」的內容包山包海,花費很多力氣在徵詢全民意見,卻沒幾個參與者講得出與其他人一致的目的,新政府準內閣至今從未提及,是否為其採納仍屬未知,若最後棄而不用,恐怕又是上述問題另一明證。

其實,白皮書的數位政府架構以透明治理為核心,與全球民主國家朝開放政府前進的態勢相符,在科技發展已非瓶頸的今日,討論科技政府的下一步,不能不談開放政府。科技很明確,開放則否,要說明開放政府的「為什麼」,首先要搞懂「開放」的意義,否則錯把限制使用當開放,這種違背原意的狀況就在所難免,另一方面,這裡所指的「政府」,也絕不僅限於行政院而已。

知道且清楚傳達「為什麼」的政府,也將是值得期待的新政府。

政大廣告學系學士、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電信碩士、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碩士。懶人包師傅,公民團體外圍自由人,荒廢部落客。略懂廣告、電信,與智慧財產。關注領域為消費者與開放網路,曾發起相關社群,同時也是 g0v 零時政府的參與者。近期興趣是探討一個公共參與的共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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