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好萊塢的距離-不只是一家銀行和一支軍隊

電影產業是一個循環的生態鏈,不是解決了其中的單一環節就會好起來,和電影產業關聯較大的是國家對外開放的程度。如果把電影當成經濟或貿易來制定一些相關的規則,那電影勢必是比較弱勢,因為電影的生產、行銷、製作,目前我們的市場跟能力是不如其他競爭者,所以在國家政策制定上,就得比較偏袒電影產業,不然在一開始的競爭天平上就已經先失衡了。

一部電影從製作的內容開始,我們可能就輸給人家了,這裡說的「內容」不是指導演腦中寫的劇本,而是從編劇的劇本、到執行的每一項細節的技術,這些技術人才我們已經流失了。舉例來說:我們要拍一個人進銀行開了一槍,之後騎著摩托車逃逸,警察對他開了兩槍,沒有擊中,歹徒騎著摩托車快速的穿過人群、騎上高速公路,展開一連串的飛車追逐。

光是上述講的五分鐘的戲,對好萊塢來說拍起來很容易,但是在台灣拍攝就比登天還難。首先,台灣的高速公路沒辦法讓你這樣玩,你要不是得提前很早申請,要不就是申請也不會過。因為台灣的電影產業沒有像好萊塢那樣專業規模的常態拍攝,國家當然不會替電影產業設想這麼多,在政策上自然也不會提供優先的專法來協助拍攝團隊。我們現在的協拍比較像拍攝觀光電影,比如說把整條街封起來,拍一些美美的風景,讓男女主角在這條街上散步,如果是牽扯到在整條街要飛車追逐就很困難。

我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解釋,一個健全的電影工業必須達到一定的產量,讓這個地方的法律到執行面的技術都已經有配套措施了;目前台灣在十年內至少不會有這麼全面的配套措施跟技術,這都是因為產量不足。

好萊塢有個說法很有趣,要拍電影需要一家銀行跟一支軍隊,這對我們來說是望塵莫及的,但剛才舉的例子,以技術層面來說,比如說飛車的特技人員、或是設計開槍畫面的爆破人員,這些種種的專業技術項目,到政府法令的道路等相關協調,這些台灣都沒有,或者說以前有,但因為產業斷裂,而現在沒有了,這些要再重新建立其實機會很渺茫。

台灣電影產業良藥:市場導向提升產量與國家保護政策

電影產業必須要急起直追的部分有兩個方向:

第一,是電影作為一個商品,必須回歸市場導向,台灣電影目前的年產量是不足的,我覺得如果要讓台灣的電影產業熱絡起來,必須要鼓勵新導演不斷產出、也要鼓勵資深的導演固定產出有品質的作品。不管是要透過政府或電視台的協助,目標就是要提高電影產量。比如說:公視的人生劇展,雖然公視需要的規格跟預算是不成正比,比較可惜,但是透過這個展還是在這十年內產出了一百部短片或電影作品,也至少幫助了學生或青年導演踏出第一步。


第二,政府在幫助電影產業必須要更強悍,當然不是指蓋片廠,而是從更基礎的面向出發,除了鼓勵觀眾看國片以外,更極端的做法是在稅收制度上比照法國或是韓國,對外來的電影課稅,或是一張電影票賣出去,有多少比例的錢要來補助自己本國的電影,這個做法雖然乍看之下是不公平的,有些人會質疑:如果電影是個自由市場,為什麼可以這麼做呢?但是本來文化跟在地的東西,就是要用不公平的手段、讓原本先天不足的產業取得公平的方式,文化政策需要大刀闊斧去保護,必須要先保護、後天才會有競爭力。

雖然台灣每年都會有一兩部不錯的電影,但是這些可能都是屬於投資風險比較大的作品,可能不是每年都有,而是兩三年有一次,代表說它風險大、投資不容易,且能拍出這種規模的導演並不多,比如說像是魏德聖導演,他是籌資中等類型的電影沒有問題,但是他不能年年產出,因為他的團隊不能像工廠一樣年年生產劇本,在加上執行一年、行銷一年,三年很快就過去了,變成每四年才能產出一部作品,這樣的產量是不夠的。例如:《賽德克巴萊》裡的技術人員,在拍完這部電影之後,是沒有機會再發揮在《賽德克巴萊》電影中學到的技術,因為這種電影幾乎是每十年才有一部的產量,必須要有更多中小型的案子產量,才能支撐這個產業。台灣市場太小,先天不足,就必須要靠政府後天來扶持,維持一定的產量才能喚回熱度,也才有成功的機會。

趙德胤,曾於大學畢製《白鴿》 入圍釜山、哥德堡等多個影展。於2011年至2014年間創作劇情長片《歸來的人》、《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冰毒》入圍柏林、鹿特丹、釜山等影展。其劇本曾入圍坎城創投並獲釜山ACF劇本獎、鹿特丹HBF後製獎。目前活躍於台灣、緬甸、泰國、大陸等地拍攝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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