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之都為台灣留下甚麼Legacy?

2016,台北是世界設計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這樣一個國際盛會,絕對不是辦辦國際論壇、辦辦國際設計大展後,就結案了事。我認為,台灣的設計深化要朝三部份推動:(一)政府組織改良、(二)法制健全、(三)設計融入公民生活。

我曾經兩度考察芬蘭赫爾辛基──2012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的經驗是,把設計帶入常民生活,創造具有「功能性」及「樂趣」的城市,2/3的市民參與過設計之都相關活動,45%的公民正面肯定設計之都影響他們的生活與觀念。

公民參與、融入公部門:赫爾辛基的設計之都經驗

我走訪赫爾辛基時,發現在街道上處處都召開市民座談會,由公民共同討論城市需要的軟硬體設施,把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理念具體實踐。我還參加了位於城市廣場上的手作工作坊,利用在地材料,在藝術家的帶領下,鼓勵公民為自己設計家具或生活必需品。這樣的活動設置,無異是讓設計種子遍布城市角落,影響擴及各年齡層,讓「設計與人民生活直接發生關係」,確實成功讓設計「樂趣」與「功能性」結合。

當然,政府組織的改造,赫爾辛基經驗也值得台灣借鏡。2012赫爾辛基WDC年,將城市設計能量透過政府領導位階的提升而有效整合,由副市長統籌全部設計深化的政策定調及執行工作。

而赫爾辛基更令人激賞的,設計之都的正面效益並沒有因為活動結束而停止,赫爾辛基啟動為期兩年的延伸計畫──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ing City),甚至在今年他們檢討運作經驗,額外設置了全球第一位直屬市長的「城市設計長」的職位,整合各部門的政策及建設推行,專人專職,進一步推廣將Design Thinking導入公共政策,而此一設計長職務的另一重要功能,利用芬蘭豐沛的設計國力,進行「設計外交」,與重視設計發展的國際重要城市交流合作。首爾經驗,亦是如此。

韓國將設計列為國家政綱

首爾於2010WDC年度定位推行「Design for All」為主軸。包括「東大門設計中心」、「漢江復興」、「藝術首爾」等大型文化工程,共推動114巷城市工程,成功導入設計理念,大幅提升市民生活。而首爾提出城市設計四大重點,「綠色、藍色、人、歷史」,定調決定城市競爭力的要素就是設計,不只是追求視覺美感,更是要尋求城市的根本改變。

在組織制度面上,韓國將設計列入韓國政綱《Design in Korea》,將設計列為國家發展的最高指導原則中。在城市階層,配合「設計首爾」計畫頒布《設計首爾綱領》,設置「設計首爾本部」本部長,層級等同於副市長,直接隸屬於市長辦公室之下。此外也成立與設計界合作之「設計首爾基金會」針對各項共設施及城市景觀,導入設計元素,舉凡店家、住宅、街道家具、公園設施、垃圾桶、人孔蓋、公車/計程車招呼站等,進行整體品質提升。

這樣依循於制度設計下的發展,使得首爾除了贏得設計之都頭銜,也同時獲選聯合國「設計城市」的光榮。

深陷公部門僵化思考的設計之都

反思台灣,2016設計之都之後,為台北或台灣留下甚麼遺產(Legacy)?

申辦WDC初始,期待能讓Design Thinking作為公共政策發想的引擎,翻轉公部門僵化思考,以設計力攪動公部門傳統思維,但卻面臨操作困難的問題。主要是為WDC而設置專屬的「設計之都專案辦公室」,位於文化局轄下,位階過低,而又欠缺首長(柯文哲市長)的直接、大力支持,實在難以發揮整合各局處的功能,推行各項政策。

而在設計之都結束後,台北竟面臨「設計之都專案辦公室」存廢問題,制度面的組織改造已然失敗,顯見設計攪動政策的思考並未成為台北城市發展的永續議題,而民間已成功串連的設計能量亦將難以獲得政策長遠的支持,實屬可惜。

而台北的設計之都在過程中也欠缺中央部會的協力,未能像首爾一般將設計發展作為全國性政綱,也未如赫爾辛基經驗,透過「城市設計長」乙職,享有進行上與國家層級「垂直」協力、下與城市各單位「水平」合作的制度權力。

我身為立委,希望能為設計發展進行制度組織變革及法制健全做出努力,並升格為國家級議題。

我透過質詢要求文化部,善用新政府已建置之「文化會報」平台,為目前散置於經濟部、內政部、與文化部的設計產業管理與輔導,進行資源盤點及整合。不論朝單一單位具體統合(新單位或原單位擴編職掌),或維持各單位分立督導(但須更明確進行職掌分工),我個人持開放態度,希冀透過開放性的討論,匯聚社會及產業共識,進行組織制度變革。

「設計台灣」從政府採購法開始

而在法規面部分,我優先推動「政府採購法」修法。

在台灣的政府採購,小至勞務採購、大至工程採購,90%以上採用「最低標」。當年以防弊為出發點而設計的採購制度,在「便宜是王道」的舊思維下,不只扼殺工程專業與品質、更讓美感、設計的元素,完全被偏廢。制度的錯誤與偏差的執行,造成劣幣驅除良幣,優秀設計師們紛紛退出公共設計的領域,不利打造以設計力為主導的進步國家。

因此,法治的缺陷應該導正,改良出可行的「最有利標」採購制度,且設計出真正符合業界所需、公開透明的甄選制度,方能提供設計產業、設計人才更大的揮灑空間。

舉例而言,台灣公共工程的設計費過低,竟與設計水溝、道路的水平ㄧ樣低廉;政治凌駕專業,選舉ㄧ過首長ㄧ換,原得標之工程規劃莫名就因政治力介入而被迫終止執行;專業建築師依程序得標的公共建設,竟被要求各類與工程本體毫不相關的回饋事項(如贊助政府機關開會便當),這些不合理的公部門陋習,都大幅稀釋工程品質的成本,讓設計者的專業無法實踐。

而大型公共工程,攸關城市景觀的再造,更直接影響公民的生活經驗,在欠缺美感與品質的環境下生活、學習,如何培力公民的美感體驗?如何將設計引導成為重要國力?就如首爾經驗,優先透過上百項大型公共建設的推動,成功打造Designed by Korea,讓環境獲得改善,公民受益,進而更支持設計產業的發展。

我於10月召開跨界「改革採購制度」公聽會,展開公私部門的對話,為採購法修正及制度改良,提出多項共識結論:

一、肯定也支持工程會已提出之採購改革宣示,如:鼓勵提高最有利標比例、提高設計費率、公開採購評審委員名單等進步政策。

二、「採購法」應即刻進行修法,改進制度窳陋,建構法制健全的環境。

三、請文化部基於文化採購之特殊性,規劃合宜之採購制度,研議以另立專法或是於採購法母法中訂定專章之可行性,提出評估報告。

四、有關改革競圖制度與提升評審委員專業性(可參考公共藝術審查委員會模式)、提高設計費率與國際接軌、提高各部會採購行政人員之專業性、檢討現行不合理之採購契約範本、簡化繁瑣之採購文書程序、降低不合理之議價現況與回饋項目、檢討並釐清監造責任歸屬、檢討爭議事件之處理機制等事宜,請工程會逐一提出改善計畫,納入修法或進行行政改善措施之參考。

改革對話第一步,未來還需長期抗戰。

設計應該是一場公民運動,「由下而上」讓民間設計能量匯聚,2016設計之都已有部分成效。但「由上而下」支持設計發展,公部門的觀念革新、制度變革、法制健全都還有很長遠的路途要走。

逝者已矣,來者猶可追。借鏡國際經驗,即刻開始各界對話,將之作為組織改造、法規修正的推展依據,讓設計具有更大力量正面改善人民生活,那這不啻也是為台北設計之都留下永恆的遺產,為台灣設計產業的發展開啟一扇大門。

吳思瑤,現任立法委員,曾任三屆臺北市議員。台南女兒,北投是第二故鄉。熱愛建築與藝術、閱讀及旅行,堅信文化是改變台灣的關鍵力量。長期耕耘教育、文化與環境議題,長期推動藝術活動,甚至親自製作/演出公益舞台劇、出版音樂CD。
堅持做感動人的事,而不是討好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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