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與封閉的斷裂點:台灣的戰略機遇

2016年全球政經局勢的發展,波譎雲詭。種種跡象顯示,許多經濟體與企業的既有發展模式,似乎已經逼近了極限。積極創新與開放改革的聲浪不絕於耳,消極守舊與封閉維穩的意志也益發頑強。兩股力量的摩擦衝突,造成各種體制危機與發展模式的斷裂,令人想起20世紀義大利左派革命思想家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關於政治經濟秩序移轉「大空位期」(interregnum)的描述:舊祚未熄,新局待啟,怪狀紛陳,險象環生。

台灣近年出現的各種怪象,顯示台灣正處於一個政經秩序與發展模式的斷裂點上,新世代與舊世代的差距與斷裂,導致衝突持續升高。衝突的根本源頭是台灣的跨國資產階級與本土微產階級,面對全球化的不可逆趨勢,必須在積極開放與消極封閉之間做出抉擇。這是最深層的體制危機。

互聯網科技與金融資本推動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秩序迅速變化,導致社會階級的相對位置不斷震盪。現存官僚體制若因循保守,不能與時俱進,階級利益矛盾必定造成各種形式的統治危機。金融資本與科技產業的發展邏輯,一旦超越了邊境與主權的限制,將產生一個極小的「贏者圈」和一大堆「其他人」。極少數統治精英若存在共同的道德標準、意識形態與遊戲規則,且願意以普惠大眾而非掠奪榨取的心態領導社會,民主尚可維繫。精英共識如果消失,社會又缺乏階級之間的妥協機制,民主必定危殆不安,甚至退化成無政府暴民政治。這個困局令人想起克林依斯威特在西部片《黃昏三鏢客》(The Good, the Badand the Ugly)戲中,面對埋在南北戰爭墳場下的巨大金礦時所發出的著名喟嘆:「世上只有兩種人:拿槍的與挖洞的。」 拿槍的總是少數,洞終究會被挖空。

觀察台灣乃至東亞各大經濟體在二戰之後的發展途徑,都是依循著黨國威權重商主義的模式,由政府武斷地壓抑關鍵生產要素的價格,補貼出口導向的產業在全球市場競爭,讓一部份拿槍的人鞭策人挖洞先富起來,是一種準軍事化的動員體制。這個「東亞模式1.0」上溯日本明治維新與清末變法圖強的深層恐懼:制度落後就要挨打。不想挨打,就必須堅決改革開放。在東亞模式1.0的初期,受惠於中國大陸的封閉,台灣利用其「東西薈萃」的發展模式,在大環境穩定時兼採東方與西方之長迅速累積財富,又能在中共因為1989年天安門事件遭西方世界杯葛時大膽去內地投資。延續了亞洲四小龍時期的機會財。這個模式的幫助台灣整體經濟脫貧,卻因為贏者圈與政客的短視,造成許多依附在這個不可持續的重商主義發展模式的既得利益團體,頑固地堵塞了經濟自主投資未來、持續創富的渠道,加劇了台灣內部世代、階級與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

在各行各業兩極分化愈發不可逆的世界裡,工業化時代創造的中產階級民主制度所賴以維繫的經濟基礎,將持續受到無情的擠壓,甚至出現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所謂「停滯型國家」的主要症候:勞工階級低迷的工資增長與統治精英對人民的巧取豪奪;過高的公共債務與財政赤字,毀棄了世代之間的社會契約;複雜過時的金融監管法規讓全球市場成為無良資本家率獸食人的修羅場;既得利益團體的遊說力量讓以法治國成為法匠治國;科技演進與政府權力集中提供人民生活改善的假象,但官僚資本主義卻弱化了公民意識與社會改革亟需的行動意志。

亞當・斯密「停滯型國家」的原型,其實是十七世紀時中國大清盛世,其主要症候甚至已成為當代大中華區的「流行病」:改革開放的巨大經濟成果尚未讓民眾雨露均霑;招搖過市的權貴與無以立錐的貧民間巨大的反差;過度集中的公權力大量入侵私領域;對司法信心不足,導致社會急功近利,透支未來。 類似問題不僅在中國大陸經常出現,在台灣亦不斷發生。種種警訊指出,曾經自詡代表中文世界進步力量的統治精英們,已經昧於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而出現了心靈停滯。當前國際局勢,正是一個東方與西方同時面臨因為資源兩極分化導致發展停滯的瓶頸,卻又在中美爭霸的鬥爭格局下不斷發生衝突,是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狀態。在中國大陸整體社會負債可能已超過GDP2.5倍的時刻,經貿早已高度與中國大陸綁定的台灣,面臨的風險更形嚴峻。

中共憑藉堅持一黨專政 、對社會各階層的徹底滲透與監控、以及黨國精英對市場經濟的調控,於文革結束後的40年間創造出「東亞模式2.0」的奇蹟。這個過程與其說是中國崛起,毋寧說是再崛起。中國在人類前工業時代的政治經濟科技大國的領導地位,是常態。從大歷史尺度來看,西方諸國擁抱戰爭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全球擴張的時間相對短暫。美國憑藉著西方模式稱霸全球,對任何有可能挑戰其地位的異文化異族強權,將會傾全力進行圍堵、牽制、分化與阻擊,確保該強權無法勝出。若非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讓美國將打擊伊斯蘭恐怖份子列為戰略要務,對中國的圍堵與打擊恐怕早就全面開展。

中共為了鞏固統治基礎,除了持續設法利用經濟增長「收買」被擠壓的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更會在民族主義的大旗下,針對在華外資實施排擠甚至破壞等反競爭手段。無論在規則制定、市場調節、科技研發、國際外交與軍力投射各方面,北京與華府之間的差距仍然明顯,真要走到常規作戰或是核武對決,代價太高。一旦發生衝突,必然是金融與資訊超限戰式的鬥爭。隨著美國民主政治在金融海嘯後因為貧富差距的惡化而更趨極端化,貿易保護主義與排外主義的再次勃谿,透過金融市場的波動而放大,可能成為影響全球的系統性風險,潛在負面影響將非常慘烈。

中美全球爭霸的大格局,不會輕易隨台灣意志而改變。在此格局之中,無論是TPP、亞投行、服貿協議等,都是中美博弈的工具與籌碼。從現實主義大戰略的角度觀察,中國大陸過去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其實是跟著美國走,「你當老大我發財」的後冷戰PaxAmericana 2.0。在這個中美亦敵亦友的競合中獲益最多的,是中美各自的贏者圈。台灣的統治精英,正是在中美兩個贏者圈中直接與間接的受惠者,在過去三十年間大賺其錢,確實讓一些人變得更加富有,但也惡化了台灣經濟結構的失衡。如今中美贏者圈遭逢大環境巨變,面臨換代接班的問題,又想維持龐大利益,又不願革自己的命,左支右絀的窘況,比台灣還要嚴峻。正因為如此,台灣若能堅決地拋棄過去的發展模式,反可利用身處中美之間的特殊角色,創造一次新的戰略發展機遇。

掌握此一戰略機遇的關鍵,在於對台灣所身處的嚴峻局勢保持清醒的認識與解決問題的信心與勇氣。中美大國博弈所爭奪的重點在於市場、資源、人才、話語權。中美各自內部政治的紛擾,會讓資本與人才外逃的意願升高。台灣雖然缺乏足夠的市場與資源,但政治環境仍然相對寬鬆,對崇尚自由的優質人才仍然有吸引力,台灣憑藉中文世界裡不受北京操控的獨特地位,有機會在全球爭取創新話語權。

台灣若能敞開大門,歡迎這些曾經在全球級企業與大市場歷練過的人才迅速入籍,結合有志創新的本土青年與企業,進駐台灣政府劃定認許的「監管沙盒」(regulatorysandbox)中嘗試各種新科技、新業務與新產品的研發與商品化實驗,無須擔憂踩踏監管紅線的風險。驗證成功後即根據試點成果立法開放相關領域,邀請民間資本投資團隊成立公司商業化經營,結合台商與華僑在中國大陸與歐美經營的實戰經驗,迅速推動新創團隊全球擴張 。

如此一來,台灣不大不小的經濟規模,反而可以成為全球新創企業絕佳的原型試驗場。在野黨應該結合退休政務官與年輕立委成立「影子內閣」,秉持開放思維,有系統地針對台灣急需改革的種種不合理制度提出具體改良政策,在監管沙盒中推動,讓模擬施政接受輿論監督,形成對執政黨的良性競爭。台灣政府也應該迅速將經濟政策的目標從GDP量的增長轉為質的增長,並制定一系列能夠協助民間實現「工資倍增」的法規鬆綁計畫,讓民營企業的活力能夠迅速釋放,為台灣經濟造血。這將是最具台灣特色的開放改革。

最重要的,是台灣必須清楚認識到:在全球一體化的世界中,戰爭與和平同樣不可分割。在胡適於1937年一月號的「外交事務季刊」提出此概念後六個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四年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1937年中美日熱戰不可想像的程度不會超過2017年,千萬生靈仍然塗炭。1937年的台灣只是一座殖民地,2017年、甚至2037年的台灣又會是什麼?台灣新政府有責任對台灣的未來提出更開闊的想像與作為,別讓台灣淪為大國博弈的炮灰。

源鉑資本(Kyber Capital)創辦人暨執行長,專注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的專業投資人。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工程碩士,台灣大學電機工程與財經法學双學士。曾任中華開發資本國際(香港)副總裁暨高收益收購融資團隊共同創辦人,紐約Epoch InvestmentPartners副總裁暨首席亞太區投資分析師,跨國投資經驗豐富,知名專欄作家。

相關節目talk